130年前,就连医生都不洗手?
一直到19世纪中期,医生们都懒得洗手 —— 解剖完尸体就直接去接生孩子。然后,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.赛梅维什打破了这个要命的习惯。虽然他因此遭到了抵制,甚至被认为精神失常而死于精神病院,但作为世界首位倡导洗手重要性的医生,他值得被历史铭记。要知道在一场大流行病中,这个简单的干预措施就能够很好地保护你。
■ 匈牙利医学先驱伊格纳兹.赛梅维什(Ignaz Semmelweis)在手术前用泡了漂白粉的水洗手 / Bettmann档案
作为能够有效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少数方法之一,洗手这一日常习惯成了热点话题。Killers乐队主唱布兰登·弗劳尔斯在推特上发布视频,他浑身都是肥皂沫,对着400万粉丝唱起了热门单曲《布莱特赛德先生》;朱迪·丹奇和盖尔斯·布兰德雷斯在网上贴出了举着沾满肥皂泡的手背诵《猫头鹰和小猫》的网红照;一个根据你喜欢的歌词生成“洗手信息图”的网站也开始走红。
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著名历史学教授南希·托梅斯认为,把这个日常习惯推上热议话题让人感到新鲜又诧异:“作为专门研究此类大流行病的历史学家,经历新冠疫情,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经历了沉没的全过程。” 这让人感觉回到了20世纪初,当时,结核病和天花等传染病还是人类的头号死因,而新的细菌科学让“手卫生”第一次大规模流行起来。
宗教洗手仪式在伊斯兰、犹太和其他文化中已存在了数千年,但疾病经手传播的概念在医学体系中只存在了大约130年。然而,比那之前再早个50年,即1848年,第一次记录在案的洗手救命的案例,却是个巨大而不受欢迎的冲击。
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生物学教授,《在充满细菌的世界中生存》(The Hand Book: Surviving in a Germ-Filled World)一书的作者米尔扬·瓦尔曼(Miryam Wahrman):“如果非要确定一位‘洗手之父’的话,那一定是伊格纳兹.赛梅维什医生”。在维也纳医院工作期间,这位匈牙利产科医生走在了医学前沿。在由医生领导的产房里,可怕的“产褥热”(childbed fever)导致的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助产士经营的诊所。对此,他绞尽脑汁寻找原因。
■ 约瑟夫·利斯特医生和他的助手们 / 画报出版社
在那个年代,细菌尚未被发现。19世纪40年代,人们仍普遍认为疾病通过“瘴气”传播,而瘴气由腐烂的尸体、污水或植物发出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紧闭窗户以抵御这种“邪恶势力”。维也纳医院的医生们在太平间解剖完尸体,找出死因后马上跑回产科病房,在不洗手的情况下接生,这在当时似乎并不是个问题。一个医生在解剖过程中被手术刀意外割伤后死亡,病因似乎和得了产褥热的产妇一样。赛梅维什推断,如果太平间散发的“尸体微粒”是罪魁祸首,医生手上沾染了这些微粒,就可能在产妇分娩时传播给她们。
为了验证这一假设,他要求医生在氯溶液中洗手并清洗手术用具,希望氯溶液能消除“尸体微粒”散播的瘴气。实验前,在分娩中死去的产妇比率高达18%,而当赛梅维什在太平间和产房之间实施了新的洗手措施后,新妈妈的死亡率下降到了1%左右。
虽然获得了成功,但他的提议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并以悲剧收场:他失去了工作,人们认为他精神失常,后来赛梅维什死在了精神病院,瓦尔曼:“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,死时年仅47岁。”
托梅斯说,部分问题在于,人们“无法把自己看成是行走的培养皿”。医生们被这种他们可能传播疾病的说法冒犯了,“当时维也纳的大多数医生都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,认为自己比那些穷人更爱干净。如果说他们的手也可能很‘脏’,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”
其后40年,人们逐渐对细菌有了认识,对卫生的态度也慢慢有了转变。1857年,正当赛梅维什医生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期间,著名的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者路易斯·巴斯德提高了人们对病原体的认识,以及如何用加热的方式杀灭病原体。1876年,德国科学家罗伯特·科赫发现了炭疽杆菌,开创了细菌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。后来,导致霍乱、结核、白喉和伤寒等疾病的病原体也得到了确定。
■ 巴氏灭菌法是利用病原体不是很耐热的特点,用适当的温度和保温时间处理,将其全部杀灭 / weebly
外科医生由此开始认真洗手。托梅斯:“如果要切开皮肤这个重要的人体保护层,就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。” 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·利斯特是消毒手术的先驱,步骤就包括洗手:“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,洗手从医生需要做的事变成了每个人都要做的事。”
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医生对这一变革也发挥了作用。尽管仍在忍受所谓的“瘴气”理论的困扰,但在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期间,她凭直觉改善了军队医院的卫生状况。回到英国后,她开始改革护理工作。托梅斯:“南丁格尔让家庭的清洁卫生成为了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追求的目标。”
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第一次流行起来的公卫运动围绕结核病展开,托梅斯:“科赫已经证明,结核病并非从你的祖母那里遗传而来,而是她对着你咳嗽导致的。” 抗击结核病运动的对象包括成年人和学生,“得让孩子们学习清洁和洗手的规则。”
托梅斯:“当人们知道嘴巴、皮肤和头发上都可能带有致病菌时,就会对握手或接吻产生恐惧。” 这也是年轻人在世纪之交开始避免留胡子的原因之一。此外,食品开始单独包装的原因也是害怕细菌和用手直接接触食物,但这个以卫生为中心的时代极为短暂。
20世纪初,公卫信息的广泛传播,疫苗和抗生素的普及让细菌感染类疾病的死亡率直线下降。“随着死亡的远离,人们对清洁的过度关注变得不再那么重要。我认为,二战后,在医疗服务和日常生活中都出现了松懈。”
直到20世纪70年代,性传播疾病卷土重来。托梅斯:“人们意识到,如果粗心大意,这些疾病就可能死灰复燃。随着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蔓延,这种新型的、致命的,如幽灵般的病毒,让所有人再次关注个人卫生问题。虽然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后来被证实仅有三种:血液,母婴传播和性传播,“手卫生”并不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因素。但从艾滋病暴发起,人们就以更为警醒的心态留意个人卫生。耐药的“超级细菌”已成为重大的公卫挑战,“现在,不仅有这些新病毒的频繁暴发,由于抗生素耐药性,超级细菌导致的耐药性感染也在泛滥。”
新冠暴发前,公共和医疗领域的洗手习惯并不尽如人意。瓦尔曼在她的书中引用了2009年一项针对大学生进行的研究,发表在了《美国感染控制杂志》上:“小便后,69%的女性会洗手,而只有43%的男性会洗手;大便后,84%的女性和78%的男性会洗手。此外,仅有10%的男性和7%的女性有饭前洗手的习惯。”
■ 在一场大流行病暴发之初,好好洗手几乎是你唯一能做好的事 / 画报出版社
瓦尔曼的母亲死于院内感染,所以她说,写这本书“出于个人情感”。2007年,在东田纳西州立大学一家教学医院进行的研究发现,在重症监护病房(ICU),医护人员洗手的总体依从率仅为54%。儿科ICU的工作人员更认真,这个比率达到了90%,成人ICU的只有35%。经过干预和培训,成人ICU的洗手依从率提高到了81%。我们只能希望,新冠大流行从此让公众的洗手习惯得以大幅提升,甚至高于医院的比率。
洗手有多大作用?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传染病建模助理教授佩特拉·克莱帕克在2018年BBC拍摄的纪录片《传染病》预测流感将如何在英国传播时,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:“我们正在汇集这些研究结果并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和综合分析。” 2017年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,洗手防病的效果显著,因为它简单易操作。克莱帕克和同事深入分析了高质量的来自临床和对照组的数据,他们发现如果洗手的频率比平常增加5到10倍,就会降低四分之一的感染风险。
在一场大流行病暴发中,好好洗手是一件自己就能做好的事,克莱帕克:“这个简便易行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能很好地保护你。”
对瓦尔曼来说,这是个让人信心倍增的事:“你可以告诉人们,做好这件事就能降低感染风险。它简单易行,而且几乎不花一分钱:在接触嘴巴,鼻子或眼睛之前,先用肥皂洗手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你更强大,因为它真的有效。”
本文译自英国卫报“Keep it clean: The surprising 130-year history of handwashing”.